Tiramisume

Wangvincent的留言，我认真地读了好几遍，我也看到他至少修改了三次，真是说明了他心里的激愤。
然而我读了三遍，老实讲，我不是太明白他到底想说明一个什么观点。

我无意纠缠Wangvincent的字句以及其中的逻辑关系，我只是想到了中午在食堂和同事的一场关于中国教育制度的讨论。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然而我的同事反驳我说，我不可以说中国教育制度“不好”。于是我说，我不认为一个制度，可以简单地用“好”或者“不好”来简单概括，我只是认为其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又由于我本人水平有限，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无懈可击的各方面完美的解决方案，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我没有资格，提出对这个制度的质疑呢？

每次这样的讨论，最后都只能以“中国还在发展，没有办法，慢慢来”这样的话收场。我真的觉得，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政府及其制定的制度，太过宽容？而我们对于我们的同侪，是否又太不宽容？对于我不认同的观点，我是应该举出详细的例证反驳，还是应该在气势上用一堆形容词骂倒对方？就像陈独秀所说：“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或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如果认为对方的观点，是“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就赋予了我们高人一等痛骂对方的权利吗？然而又有谁来界定，什么才是符合“学理”符合“常识”的“非妄言”呢？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不够宽容的社会。这个宽容不是指没有人提出异议，没有人提出批评。所有人都一个声音的社会，该有多么可怕。
我理想中的宽容，伏尔泰早就给出了定义：“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然而权利，有公权和私权之分，宽容，也必然有它适用的范畴。在私人领域，学术领域，如果我们能少一些既设的立场和定义，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对事实的尊重，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一些同情心，是否就能平心静气地讨论我们本该讨论的问题。而在公共领域，对于一个制度，对于从政者，对于那些掌握着社会大部分资源并且能够决定一个社会在短期内的发展方向的人，难道我们真的也得像教育小孩子那样，鼓励为主，批评为辅？我当然知道中国这么几十年发展的很快，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然而这个并不能就作为我拥戴一个政府的理由。因为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任何一个政权用以证明自己合法性的所在，是任何一个政府最基本的职责，难道我的老板，要称赞我每天按时上班，同时我要称赞我的老板，按时给我发工资吗？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对政府宽容，更不认为我们有责任站在政府的立场，什么事情都从政府的角度着想，政府做的好了，就歌功颂德，做的不好了，就说是“初级阶段”。理由很简单，屁股决定脑袋，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认为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它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就决定了它合法与否。然而为什么不少人，分明屁股不在那个位置，却能替那个位置的人想得那么周到呢？

然而我也担心，我只是私下讨论过几次中国的教育制度，生育制度，只是在space里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小文章，就有人给我一顶“愤青”的帽子，还有人质疑我为什么要回国。为什么我们的心脏这么脆弱，就不能够正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呢？讨论问题本身是否就一定带有感情色彩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始终是讨论问题本身，而一定要上升到意识形态甚至是个人性格的层面呢？还是以后每次我要大放厥词的时候，我要先来一句，我是很爱国的，我批评她是希望她更好云云——就像当年引用毛主席语录一般。

然而即便这样，我也要说，我爱中国，爱的是这片土地，爱的是她过去那么多年的辉煌与悲凉，爱的是包括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左邻右舍，同学朋友，田地里的农民，陌生城市小巷里玩闹的孩子，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这个集合，而与任何政治群体无关。

我不知道我的其他同学或校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觉

走出大学校门以后，我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每次告诉人家，我毕业于北大，得到的反应就是，哇，你好厉害，什么你是从湖北考来的，哇你们分数线很高哎，你当年是不是状元啊，你学习真好，你真聪明。

一个人和他所毕业的学校的直接联系就是高考分数，没有人会联想到“北大”这两个字所应该蕴含的精神，因为现在的北大，从南墙倒掉的开始，已经没有精神了。都不必说南门外那个最终倒掉的钉子户、未名BBS的关闭、三角地的拆除，早在未名对外关掉之前，看看版面十大的内容是什么就知道关不关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水木今天的十大、推荐版面和人气排名）；而早在三角地被电子公告板取代之前，上面也已经基本上全是出国考试、公务员考试辅导班的信息了。顺便说一句，天涯如今的可读性已经远远超过了未名和水木。

我之所以会突然说起这个，完全是因为今天同时看到北大附属医院的医疗事故的新闻和梁文道说的一句话：“我真为母校感到骄傲”。我突然感到自己是一个没有母校的人，我的心里没有一个可以朝圣的地方可以给我力量的源泉。每当想起这些，或者又听闻了北大这样那样的新闻，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无力的挫败感。那句每个学校估计都会说的“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傲”的话，好吧，反正每年学校往我家寄的校友募捐信我都是丢在一旁，就算是两不相欠好了。

如果我中了3.6亿，我会不会跑路？

反正我是很理解那个“操安阳口音的男子”的。要是不想自己家门槛被七大姑八大姨税务局慈善机构记者踏破，好家伙不跑还等着哇？--（老爸老妈我要是中大奖了就带你们环游世界哈~~）

偏偏各大媒体还很义正词严：要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到底是哪个幸运的家伙把大奖卷跑了？！

8卦者，有所8有所不8。满足小众乐趣的88，损害他人利益的不8。媒体俨然一副公众利益代言人的样子，哼哼我怎么嗅到了酸葡萄的味道，更不爽的是一不小心又被代表了一次。

首先我算不算“公众”之一？如果算，那我并不想知道那个被金元宝砸中脑袋的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现在跑到哪里，他平均每年买几次彩票，他小子揣着那笔钱想怎么花。。。。。我声明我自动放弃我的“知情权”。

当然我不买彩票，所以如果这个“公众”单指所有彩民，那麻烦请注明：为了保护广大彩民的知情权。
一边是7000万彩民（2005年数据），一边是中了大奖的一个（家）人，从数量上看是完全没有平衡可能的一杆天平；然而如果一边是“知情权”，一边是“隐私权”呢？
对于买彩票的个人来讲，他完全会有两手准备：要么中，要么不中。如果自己没中，最多怪自己没运气。要是别人中了，非要伸长脖子打听那家伙是谁，是不是太猥琐了呢？-- 又不是打麻将。对于福彩机构而言，彩票本身带有福利性质，他们更应该关心并且使之透明化的--并且实际上也是真正的“公众”（这里的公众包括我了）所关心的——难道不是彩票销售资金如何分配，奖金税收如何服务于公益么？

我们的国家似乎一直是个格外关注公众利益的国家。这个公众利益，小到一个村子，大到天下社稷。谁家姑娘未婚先孕，不会说她是天父赐子，而一定要拿她去浸猪笼的。谁家的媳妇儿20岁守寡一守30年，会给她在村口立个大牌坊，整个家族都脸上有光。稍微有点名气的明星就得被曝光从小念的哪所学校，小时候长什么样子现在有没有整容，老公/老婆是谁，有没有后台，有没有潜规则，理由照样是“公众知情权”——我从来不知道公众有这么大权力，什么都想知道，还什么都得知道。国外也没好到哪儿去。中世纪烧死那么多女巫、魔术师和同性恋就不说了，迟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还有女人因为穿着长衣长裙在公众泳池游泳却不慎露出脚踝而以“有伤风化”的罪名被判入狱。

胡适说，历史就是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公众利益”又何尝不是呢。你想它是个什么样，它就是个什么样。我一点儿都没觉得同性恋结婚碍着我什么事儿了，如果他们能有固定的配偶，可以光明正大地和爱人手拉手压马路，他们又何必缩在阴暗的角落，还要背个传播艾滋病的罪名。更不要拿孩子说事儿，异性恋家庭长出来的叛逆的、性格扭曲的小孩还少吗？至于最近财政拮据的加州政府大力推动的医用大麻合法化，又何尝没有戴上个诡异的“公众利益”的帽子。

多少罪恶，假“公众利益”之名。

《被劫持的私生活》里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假设100个人排队买烧饼，其中沉默寡言的一定是排在中间的有希望买到烧饼也有可能买不到的人，而叽叽喳喳吵吵嚷嚷的，一定是排在最前面一定能买到烧饼的和排在最后面毫无希望买到烧饼的：这两者都异口同声地发表对烧饼的“不屑”，前者的动机是害怕排在后面的人出于嫉妒上来哄抢，后者则大多是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至于这个烧饼到底好不好，则在吃之前，早就被盖棺论定了。

如果这100个人是人口总数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中的“公众利益”，就是被排在队前和队尾的那些人定义的。北京和上海的工资没有赶英超美，房价早就跟国际接轨了。排在队前的兜里已经揣了几个烧饼的人说，因为地价太高啦，因为帝都魔都人口太多啦，因为山西煤老板和国际友人都青睐两都啦，总之一句话，房价坚挺并且只许升不许降。排在队尾的反正也买不起烧饼的也没事儿，亲爱的政府母亲已经为他们另起炉灶出锅经济适用饼啦。排在中间的窝囊废呢，经济适用饼是没戏了，再说努努力，向银行借个几十年债，没准儿也能捞着几个大饼，所以都不吭气儿闷声攒首付呢。

也难怪哪国政府都要努力培养中产阶级。虽然中产阶级的定义始终都很模糊，但是至少有一点很明确，这是群手里可能还没有烧饼，但是在现行制度下有希望买到烧饼的人，也是最努力干活最安分守己的一群人。这个社会的大部分烧饼既已掌握在排在队头的几个人手里，排在后面的人要么改变排队秩序，上来哄抢，要么给点小恩小惠安抚一下排在最后面的一拨人，——要不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呢。至于排在中间的，好好努力，路在脚下。

谁再说“代表公众利益”、“保护公众利益”，请默默地鄙视他一记。

读到梁文道的一段话，大为痛快，实在忍不住原文引用一下：

 

“我一直想找一段文字去形容“唯美派”导演杨凡的《桃色》，结果终于在卫慧新著《我的禅》里找到了。依然自恋到令人作呕的她，半虚构半写实地谈自己的一大苦恼，是在一个日本人和一个西方人的猛烈追求下不知如何选择是好。那两人都很有钱，都长得好看，而且都很会做爱。面对如此少见的人间苦难，卫慧说：“我终于哭了。我的脸藏在Chanel帽子与Armarni大太阳镜下，被泪水侵蚀着，支离破碎。”慈悲的天啊！请可怜这女人，就给她第三个男人吧。”

 

乖乖龙的咚！我爱梁文道！如此斯文有礼而又痛快淋漓。我不禁惭愧自己的小肚鸡肠，读到本烂书就会深恶痛绝，甚至想破口大骂，还跑到论坛里留言说人家是浪费纸张破坏森林，实在是没有修养。当然就更不可能有耐心把它读完，以试图实践“要评论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尝它”并试图体会那印刷在精美封面封底上的溢美之词。所以我突然又有点同情梁文道，作为评论家的他，该看过多少垃圾的电影，读过多少烂书，听过多少烂音乐，而为了不让有人说“你又没有看完如何能说它不好”云云，想必他还不能像我这样读了两行看了两眼就扔到一边，还得用矜持又不太过火的语句发表评论。譬如要当美食家，一定也是吃过不少不好吃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才能比较出高低，才有资格对厨师的厨艺品头论足。

 

好期待梁文道评价亦舒啊，一定也很痛快，我很邪恶地揣测。

今年的北京比往年都热。

哪里都不想去，就想窝在房间里吹冷气。半夜冻醒，懒得起来拿被子，遂关掉空调，复又热醒，反反复复不得好眠。

上网查气象局统计数字，平均每年的6、7、8月的高温日数，数数今年已经过去的，算算还要熬多少天。

买了两本林夕的书，却发现不适合当下的心境。

这个心思细密又才华横溢的男人，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莽汉。

那些琐屑而细腻的情怀，我不知道自己是太不成熟、还是已然衰老、亦或是太浮躁、还是太淡漠——我无法产生同情。

或者天气还是太热的缘故。合上书页——还是留至深秋的时候读罢。

每个人都有犯贱的时候，比如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

分明想回国想得要死，临到要走又开始舍不得

这条我走了无数次的山路，现在看来那么的美丽

巴黎还有多少我未曾去过的小街，法国有多少我未曾到过的村庄

有多少我未曾坐过的咖啡馆，有多少我未曾逛过的集市

塞纳河的水照常流淌，热烈的阳光依然这么冷静，这一路上的绿叶繁花将一直这么热闹下去

而我将离开。

最近经常想起故人。无数的面孔。笑声，话语。一个眼神，一个手势。

梦里都是那些我以为已经挥别的过去。有些人却已经消失在地球的另一边。

我以为背上背包挥挥手就可以头也不回，那么现在这样又算什么。

当我以为那些对我都不重要的时候，原来他们都固执地刻入了我的编年史。

当我想要伸出手抓住些什么，却又发现隔着万水千山。

除了当下，我一无所有。

今天下午我突然很想念北京，很想念北大

下午天气晴朗，满山的鸟鸣，阳光明媚，绿意盎然，我舒舒服服地窝在沙发上，看一个东北大妞儿写的文字，忽然之间过去的一幕幕就像电影胶片一样地在脑子里里闪过

中关村那些熟悉的地名，学院路上熟悉的学校和小饭馆儿，初夏时节北京的阳光和绿叶

这东北大妞儿写的嘎嘣儿脆的文字，让我想起我们宿舍的东北姑娘，还有我曾经的东北男朋友

我总没有办法回头看大学的那段日子，好像是拒绝相信这么快就离得那么远

每到晚上11点钟就要在黑暗中摸索的日子，如果忘了关灯早上6点就会极不情愿被突然亮起来的日光灯惊醒

晚上10点钟开始悉悉索索的洗漱，偶尔有人会趴在窗口大叫某某给捎五个烤串儿上来！

西南门，蔚秀园，西苑，海淀，学院路，魏公村，稻香园，801，718，紫竹院，四通桥，。。。那些我混迹其中的岁月，还有跟我一起混迹其中的人，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

隔壁传来慢悠悠的歌声，楼下的池塘蛙声阵阵，我穿着睡衣披着头发，笔记本放在腿上，一切与当年在29号楼224的那个上铺上没有分别，多好

 

 

我居然已经开始想念

一个星期的阳光

每一张脸孔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