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中了3.6亿，我会不会跑路？

反正我是很理解那个“操安阳口音的男子”的。要是不想自己家门槛被七大姑八大姨税务局慈善机构记者踏破，好家伙不跑还等着哇？--（老爸老妈我要是中大奖了就带你们环游世界哈~~）

偏偏各大媒体还很义正词严：要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到底是哪个幸运的家伙把大奖卷跑了？！

8卦者，有所8有所不8。满足小众乐趣的88，损害他人利益的不8。媒体俨然一副公众利益代言人的样子，哼哼我怎么嗅到了酸葡萄的味道，更不爽的是一不小心又被代表了一次。

首先我算不算“公众”之一？如果算，那我并不想知道那个被金元宝砸中脑袋的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现在跑到哪里，他平均每年买几次彩票，他小子揣着那笔钱想怎么花。。。。。我声明我自动放弃我的“知情权”。

当然我不买彩票，所以如果这个“公众”单指所有彩民，那麻烦请注明：为了保护广大彩民的知情权。
一边是7000万彩民（2005年数据），一边是中了大奖的一个（家）人，从数量上看是完全没有平衡可能的一杆天平；然而如果一边是“知情权”，一边是“隐私权”呢？
对于买彩票的个人来讲，他完全会有两手准备：要么中，要么不中。如果自己没中，最多怪自己没运气。要是别人中了，非要伸长脖子打听那家伙是谁，是不是太猥琐了呢？-- 又不是打麻将。对于福彩机构而言，彩票本身带有福利性质，他们更应该关心并且使之透明化的--并且实际上也是真正的“公众”（这里的公众包括我了）所关心的——难道不是彩票销售资金如何分配，奖金税收如何服务于公益么？

我们的国家似乎一直是个格外关注公众利益的国家。这个公众利益，小到一个村子，大到天下社稷。谁家姑娘未婚先孕，不会说她是天父赐子，而一定要拿她去浸猪笼的。谁家的媳妇儿20岁守寡一守30年，会给她在村口立个大牌坊，整个家族都脸上有光。稍微有点名气的明星就得被曝光从小念的哪所学校，小时候长什么样子现在有没有整容，老公/老婆是谁，有没有后台，有没有潜规则，理由照样是“公众知情权”——我从来不知道公众有这么大权力，什么都想知道，还什么都得知道。国外也没好到哪儿去。中世纪烧死那么多女巫、魔术师和同性恋就不说了，迟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还有女人因为穿着长衣长裙在公众泳池游泳却不慎露出脚踝而以“有伤风化”的罪名被判入狱。

胡适说，历史就是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公众利益”又何尝不是呢。你想它是个什么样，它就是个什么样。我一点儿都没觉得同性恋结婚碍着我什么事儿了，如果他们能有固定的配偶，可以光明正大地和爱人手拉手压马路，他们又何必缩在阴暗的角落，还要背个传播艾滋病的罪名。更不要拿孩子说事儿，异性恋家庭长出来的叛逆的、性格扭曲的小孩还少吗？至于最近财政拮据的加州政府大力推动的医用大麻合法化，又何尝没有戴上个诡异的“公众利益”的帽子。

多少罪恶，假“公众利益”之名。

《被劫持的私生活》里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假设100个人排队买烧饼，其中沉默寡言的一定是排在中间的有希望买到烧饼也有可能买不到的人，而叽叽喳喳吵吵嚷嚷的，一定是排在最前面一定能买到烧饼的和排在最后面毫无希望买到烧饼的：这两者都异口同声地发表对烧饼的“不屑”，前者的动机是害怕排在后面的人出于嫉妒上来哄抢，后者则大多是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至于这个烧饼到底好不好，则在吃之前，早就被盖棺论定了。

如果这100个人是人口总数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中的“公众利益”，就是被排在队前和队尾的那些人定义的。北京和上海的工资没有赶英超美，房价早就跟国际接轨了。排在队前的兜里已经揣了几个烧饼的人说，因为地价太高啦，因为帝都魔都人口太多啦，因为山西煤老板和国际友人都青睐两都啦，总之一句话，房价坚挺并且只许升不许降。排在队尾的反正也买不起烧饼的也没事儿，亲爱的政府母亲已经为他们另起炉灶出锅经济适用饼啦。排在中间的窝囊废呢，经济适用饼是没戏了，再说努努力，向银行借个几十年债，没准儿也能捞着几个大饼，所以都不吭气儿闷声攒首付呢。

也难怪哪国政府都要努力培养中产阶级。虽然中产阶级的定义始终都很模糊，但是至少有一点很明确，这是群手里可能还没有烧饼，但是在现行制度下有希望买到烧饼的人，也是最努力干活最安分守己的一群人。这个社会的大部分烧饼既已掌握在排在队头的几个人手里，排在后面的人要么改变排队秩序，上来哄抢，要么给点小恩小惠安抚一下排在最后面的一拨人，——要不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呢。至于排在中间的，好好努力，路在脚下。

谁再说“代表公众利益”、“保护公众利益”，请默默地鄙视他一记。